李泽泉：坚持人民至上，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
本期光明网理论学术动态导读关注社会慈善资源、理论创新、国际循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立德树人等话题，欢迎网友踊跃参与讨论。
【胡彬彬：做到“三个注重”，有效推进社会慈善资源融入基层社会治理】
贵州民族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胡彬彬指出，社会慈善资源是慈善事业持续发展的基石，也是基层社会治理有效推进的活力源泉，必须做到“三个注重”，有效推进社会慈善资源融入基层社会治理。一方面，要注重创新融入理念。树立主动融入理念，充分激发全民的爱心、调动全社会的热情；树立全域融入理念，探索建立“慈善+党建”“慈善+金融”“慈善+教育”“慈善+救助”等实践模式；树立协同融入理念，加强指导和管理，使各类基层组织按需设置、按职履责、有人办事、有章理事。另一方面，要注重健全融入机制。健全党建引领机制，积极创新激活社会慈善资源的组织化形式，探索激活社会慈善资源的方式方法，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健全慈善激励机制，充分发挥基层政府的主责作用，积极创新慈善行为的激励方式，推进慈善公益组织与媒体平台的合作，探索慈善积分奖励、慈善时间银行等多样化激励机制。同时，要注重拓展融入路径。以社区为主体创建融入场域，以增强居民的“社区共同体”意识为目标，积极开展“社区慈善日”等活动，努力打造“慈善标杆社区”；以社会力量为依托拓宽融入渠道，社会组织要利用自身的组织优势，加强资源整合平台建设，最大限度地整合社会慈善资源，并使之服务于基层社会治理。
摘编自《光明日报》
【李泽泉：坚持人民至上，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
杭州师范大学纪委书记、教授李泽泉表示，新时代新征程，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必须坚持人民至上。一方面，党的理论来自人民。必须深深植根亿万人民的生动实践，站稳人民立场、把握人民愿望、尊重人民创造、集中人民智慧，及时概括提炼人民群众的新鲜经验，形成为人民所喜爱、所认同、所拥有的理论。另一方面，党的理论为了人民。必须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同时，党的理论造福人民。必须牢记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把造福人民作为理论创新的价值旨归，不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为现实。
摘编自《人民日报》
【黄晓凤：多措并举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
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广东财经大学广东数字经济研究院院长黄晓凤指出，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开放融通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在加强国内大循环在双循环中的主导作用的同时，重视提高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一是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围绕国内发展新兴产业的市场需求，拓宽使用外资来源，扩大市场准入；通过吸引全球技术、资金、人才等优质要素和产品，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二是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积极推动制度创新，在数字贸易等领域创设高标准规则体系，提升我国在国际循环中规则、价格、标准制定的话语权。三是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推动产业链供应链优化升级，集聚力量进行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打通物流、信息流、数据流和交通运输堵点，全面增强与世界各国的互联互通；借助互联网、人工智能和云计算技术，通过精准匹配实现产业链供应链各链条的无缝对接。
摘编自《经济日报》
【于家明：处理好三对关系，稳步推动乡村振兴“提档升级”】
北京市委党校第23期局级研修班学员于家明指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强化辩证思维，稳步推动乡村振兴“提档升级”。一是在乡村发展中兼顾效率与效益的关系。切实推动城乡二元结构调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蹄疾步稳地推进城镇化；完善乡村产业利益联结机制，鼓励工商资本和社会资本下乡，拓展乡村产业的市场空间；着力于改变分散、粗放的传统农业经营方式，避免片面追求大干快上的倾向，把握好农业生产规模经营的尺度；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主产区、主销区、产销平衡区都要树立保面积、保产量的责任意识。二是在乡村建设中协同有形与无形的关系。在充分掌握乡村的历史渊源、民俗文化、现实状况、农民呼声等信息的基础上，坚持规划先行，做到分类施策；注重风貌保护，尤其要保护好乡村的生态环境，增强乡村的生态涵养功能，打造现代版“富春山居图”；推动机制创新，激活大量沉淀的实体资产，挖掘生态价值。三是在乡村治理中融合硬件与软件的关系。进一步加大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力度，进一步推动教育、卫生等公共服务下乡，要在公共资源配置上体现农业农村优先；突出抓基层、强基础、固基本的工作导向，锻造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农村基层干部队伍，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不断完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建立健全符合农村基层实际的治理体系和治理方式。
摘编自光明网
【刘凤义、余一凡：扎实推进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育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刘凤义，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余一凡表示，思政课教师要切实在实际工作中将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落实落细，真正做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一是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教育系统必须将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任务，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引导广大青年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二是讲深讲透讲活思政课的道理。思政课教师必须在讲道理上下功夫，坚持学原文、读原著、悟原理，透过现象看本质，强化学理支撑；主动回应学生们关心关切的深层次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甚至是一些敏感问题，用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力量征服学生；用好信息技术手段，创新教学方式方法，增强思政课教学的时代感。三是运用好大思政课提升育人成效。高校要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有机融入“大思政课”建设；推行“师生四同”，围绕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广大师生同学同研同讲同行，共同将理论知识用于实践，运用生动鲜活的实践强化认同；运用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等教学科研平台，推进科研教学相互促进，坚持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
摘编自《中国教育报》
（光明网记者 赵宇整理）
辑录汇编：文话理论品格的一种生成路径******
作者：侯体健（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教授）
辑录汇编是一种述而不作的著述方式，在我国传统典籍的成书过程中颇为常见。“作不如述，虽圣人犹择所从事，可以下学而昧诸？”（童槐《睿吾楼文话叙》）这样一种重视辑述的著书观念在古代中国可谓根深蒂固。就历代文话的体例形态而言，辑录汇编式文话也是重要的类型之一。在文话诞生之初的宋代，辑录汇编式文话即已呈现出多样的种类，杂抄型与类编型两大类相继出现，杨囦道《云庄四六余话》、张镃《仕学规范·作文》、王正德《余师录》均属杂抄之作，而晚宋王应麟《辞学指南》则是类编之作，往往能够抓住词科作文之关键，并以之为纲目，将搜集的观点与言论按类编排，颇见纲举目张的效果。这种带有较强类编色彩的文话，在后世不断发展，编者常能将自己的文学观念融入其中，表现出独特的文论主张，于明代逐渐成熟，出现了朱荃宰《文通》和高琦《文章一贯》等体例纯熟的辑录汇编之作。至清代更是嬗变衍生出融冶他书而能自铸新意的汇编集成性文话，如王之绩《铁立文起》、刘青芝《续锦机》、孙梅《四六丛话》、叶元垲《睿吾楼文话》等等，均属此类。至于民国王葆心所著《古文辞通义》规模宏阔、搜讨博赡，实乃辑录汇编式文话的重要代表。该书虽立足于辑录，但“广加荟萃，出以清豁”（《古文辞通义例目》），“购众材加以规矩绳墨，而后以覃思研精出之”（王葆心《复饶竹生学部书》），尤能“以旧说证己意，以己意衷旧说”（《古文辞通义例目》），堪称我国古代文章学著作中的杰构，获得了王先谦、林纾、马其昶、陈衍、姚永朴等著名学者的交口称赞。
然自近代学术开启以来，辑录之作常因缺乏原创性而为人所轻视，被认为多有蹈袭稗贩、陈陈相因之弊。即使是《古文辞通义》这样规矩粲然的鸿篇巨制，也不免为人误解。黄侃在读到王葆心之作后，竟以书掷地，批评说“何物《古文辞通义》，抄书匠而已”（《纗华隽永录》）。黄氏不以为然的态度，显示出对该书的轻蔑，尤其是对抄掇辑录这一著述方式的鄙夷。这或可算辑录汇编之作的“原罪”，无须多辩。但纵观历代文话辑录之作所呈现出的丰富样态和潜藏的学术理路，无疑构建了自足自洽的知识秩序，在剪辑编排之中，思想自然渗透其里，其意义和价值不可轻率否定。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辑录汇编是我国传统文学批评理论品格的独特生成路径之一，彰显了一种本土文化性格。这里且以我们新近编纂的《稀见清人文话二十种》（王水照、侯体健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所收辑录汇编式文话略作申说。
《稀见清人文话二十种》收录六部清人辑录汇编式文话，虽同是辑录，但它们各有学术追求，并非简单的抄撮资料而已。其中姚椿《论文别录》所辑最杂，它将自魏晋讫于明清的文话、目录、史书、评点、凡例、序说等各类批评形式并置一处，展现出各家多样的批评方法和观念，作者的编撰旨趣显然是开放的，能够兼容各派主张。丁晏《文彀》多采单篇文章，尤其集中于论文书牍，而以唐宋诸家为最，此乃基于他“阐明圣言，维持名教”（《文彀》自序）的认识，以服务于“文以载道”的理念，立场非常鲜明。范濂《四六谈荟》摭拾宋元明清诗话、笔记、文话、别集、方志等涉及四六名言警句、写作理论及逸闻轶事的相关内容，最喜摘录宋人骈文观点，反映出宋四六理论对清代骈文及骈文理论发展的影响。许钟岳《古文义法钞》以辑录明清古文家之论述为主，其持论明显受到桐城派影响，但常于各家论述之后下按语，阐述自己看法，又多有超越桐城之处，是一部辑中有作的文话。《十家论文》杂取潘昂霄、黄宗羲等十人综论古文风格、文章史和古文要法的言论而成，尤重桐城一脉，编者可能即是晚清桐城后学。最值得关注的，则是吴荫培的《文略》。
《文略》始撰于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初名《文征》五卷，以备用于家塾，后增改为《文略》五卷首三卷。时清廷已废科举，故所撰并不为举业服务，而是用作学堂教育的教材。因有感于日本小林氏对中国文学之推崇，更负“镕铸古今，勉求国粹”（《文略》自序）之责任，故而全书展现出作者在欧风美雨的时代思潮中对汉民族文学的独特思考。该书出入经史，杂取百家，分门别类，“爰以原学、养蒙、立志、力行、识字、读书各条冠之编首，复取姚姬传氏之所谓格律、声色、神理、气味，而先之以典章、意义”（《文略》自序），颇有特色。正文五卷以桐城派格律声色、神理气味为纲，尤重于格律之解说。该书虽是辑录之作，但无论类目设置，还是所辑所选，均自具只眼，独运匠心。如果放入长时段的历史图景中观察，可见《文略》已带有传统文话向近代文学教育教材转型的色彩。它一方面将临文准备、文法要义、文章风格相涵摄，一方面又将诸家论说与例文例句相糅合，可谓既有批评史眼光，又涉范畴论阐释，还兼作品选分析，集史、论、选于一体，显示出传统文章学著述在清末民初学堂教育风习下形成的新面貌。
这些辑录汇编式文话都是在一定的文章学观念指导下编排前人言论的，我们应将其视为特殊的文论选本，以选本批评的眼光谛审之，那么就可能透视出潜藏在剪裁去取、体例结构背后的文章学思想，以及它们与时代学术之互动关系。实际上，这样一种带有文论选本意识的辑录式文话也颇为常见。前举丁晏《文彀》是其一，民国胡鄂公的《五十家论文书牍》也算典型，该书整篇地汇纂唐韩愈而下至于清代张裕钊的五十位作家的论文书牍七十余篇，俨然选本面目，显示出辑录汇编式文话与此后历代文论选的一脉渊源。至于多部辑录汇编式文话与桐城派的关系，就更颇堪留意了。
桐城派是清代最大的文章流派，影响所及，无远弗届。姚椿亲承姚鼐謦欬，是晚期桐城派的重要成员，对桐城文章可谓终身服膺，但《论文别录》所辑清代文论十二家，可算作桐城派者寥寥，反倒是对桐城文法多有质疑的恽敬、袁枚诸家入选其中，此即说明姚氏论文并不为一家一派所囿，表现出桐城后学在作文取法上的多元化。《文略》作者吴荫培和《古文义法钞》作者许钟岳，都是安徽歙县人，歙县与桐城距离不远，两人想必因地缘之近多受桐城文风浸润。《文略》一书骨骼全依姚鼐的格律、声色、神理、气味而设，内容也以征引桐城诸家文论为多，各个类目之中均不忘致敬方苞、刘大櫆、姚鼐等桐城派代表人物；但《文略》明显也兼取多家之说，并蓄各派观点，如前文所论，其所列“格律”诸目释义全袭包世臣，而包氏持论多有与桐城异趣者。吴荫培也指出：“桐城虽云《史》、《汉》、昌黎，实则远宗欧、曾，近法震川。”（《文略》卷首下“评文下”注）对桐城派的自我标榜有所保留。许氏《古文义法钞》书名就高举桐城“义法”大纛，但他不满于“株守宗派，拟议铢寸”（《古文义法钞》自序）的桐城末流，希望能够取法近代大家，以溯源韩柳，通于为文之法。选录诸家以桐城一脉为主，并且认为袁枚论文“与桐城格律亦合”（《古文义法钞》“古文十三弊”条按语），试图统摄弥合桐城派之外的各家有益之论。
此外，《文略》和《古文义法钞》两书还都表现出西风东渐时局下强烈的文学危机感。《文略》开篇大段征引日本小林氏演讲文字，强调“以中国文学论，诚可谓举世无双”，提醒应警惕青年“醉心欧美”，希望能够“重整保存国粹之旗鼓”，改变“近日学者无不规仿欧西”的局面。《古文义法钞》汪宗沂序说“古文词虽中国旧学，而断为启新者所不能废”，鲍鹗跋也说“言语文字为一国之人精神命脉之所寄”，都是以悲壮而痛惜的口吻来强调古文词在剧变时期的重要性，认为许钟岳此书有助于“通夫世运之变”。在欧风美雨的侵袭之中，传统文化的守成者们，采用这种述而不作的本土化撰著方式，回应了时代的诡谲，似借以对抗大变局下中国文章学不绝若线的颓势命运。由此可见，辑录汇编确然蕴藏了独有的知识秩序和思想秩序，与时代学术发生了内在的呼应，并非无意义的重复和转录，而是一种表达主张的著述方式，也是本土化的理论生成路径。
综上所述，回到辑录汇编式文话的历史语境之中，或许我们就能真正理解这类文话的本土性格所具有的特别的理论意义。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26日 13版）
